2021年09月26日14:56 來源：學習時報
採訪對象：高培琦，1942年8月生。1982年后曾任正定縣委宣傳部通訊組組長、宣傳部副部長。2002年退休。
採 訪 組：記者 邱然 陳思 黃珊
採訪日期：2017年4月15日
採訪地點：正定縣高培琦家中
採訪組：高培琦同志，您好！習近平同志當年來正定工作時，您在縣委宣傳部任通訊組組長，和他在工作上有很多交集。請您講講和他一起工作時的點點滴滴。
高培琦：關於習書記在正定工作的情況，媒體上已發表過一些文章，介紹了一些情況。今天，我想以我親眼看到的、親自經歷的、親身感受的一些事情為依據來講一講，可以說我今天給你們講的是“獨家新聞”。
現在，30多年過去了，習書記由一名縣級干部成長為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這個變化是非常巨大的，也是我們期盼的。我有時候仔細想一想，這個過程又是自然而然、順理成章的。
習書記在正定工作期間，我當時是縣委宣傳部通訊組的組長，主要負責對外宣傳，給上級新聞媒體撰寫稿件。我經常採訪他，也經常在他指導下撰寫關於正定縣各項工作的通訊稿，因此，平時工作中和他的接觸非常多。
我經常回憶和他在一起工作的日子，回想起他說過的話、做過的事，雖然這些在我的印象中都是一些平平常常的工作和生活，但一滴水能折射出太陽的光輝，這些事情也都能折射出他崇高的品質、忘我的精神、親民的情懷和務實的作風。
採訪組：那就先請您講講習近平同志當年在正定工作期間的工作作風吧。
高培琦：習書記是從中央機關下來的，但他從沒有因此表現出任何優越感。從他身上，我們看不到一丁點兒高傲和跋扈之氣。他對任何人都很熱情、友善、謙和，都很真誠、親切、厚道。我們這些縣委機關的普通工作人員和老百姓，隻要一和他接觸，很快就忘記了他的出身背景和領導職務，會和他成為朋友。
我記得，習書記到正定不久，他第一次和我們縣委辦公室的幾位同志一起到三角村下鄉。我們是騎自行車去的，當我們趕到三角村村西的棉花試驗田時，看到全縣聞名的種棉能手馮玉明正在棉花地裡忙碌。那個時候馮玉明已經上歲數了，習書記把自行車一支，就朝他走過去，馮玉明也從棉花地裡走出來迎接。
29歲的習書記一把握住馮玉明的手，謙虛而又誠懇地說：“馮伯伯，您好，我今天是來跟您學習種棉花的！”
一個縣委副書記對一個農民這麼稱呼，讓馮玉明有點措手不及。他說：“別別別，你是領導，可不能這樣。”
后來，習書記確實跟著馮玉明學習種棉花的技術，他們也成了忘年交。不久之后，習書記在全縣推廣種棉花的經驗，使全縣棉花產量有了新的提高，讓絕大部分種棉花的農民都受了益。
習書記在縣委也有著非常好的人緣，他的平易近人，他的和藹可親，在我們縣委、縣政府大院裡是出了名的。習書記年輕力壯，精力充沛，晚上經常加班工作。他夜裡把工作完成以后，有時候還約一起加班的同事們到他辦公室聊天。
因為他知識淵博，聊天的時候除了說縣裡一些情況，古今中外、人文歷史，海闊天空什麼都聊，什麼都講。大多數時候，都是他講，我們聽。有時候，我們也會參加討論，每次都聊得很盡興，很熱鬧。
有時候，他把從北京拿回來的罐頭、糖果分給我們吃，大家一邊吃一邊聊，非常過癮。每當這個時候，我們沒有一個人把他當成縣委書記，當成一個了不起的“官兒”，都是把他當成伙伴，當成一個可以推心置腹、暢所欲言的知己好友。
他不但和縣裡的干部、工作人員都有著很好的關系，對縣委大院看大門的門衛、伙房的炊事員、打掃衛生的清潔工、縣招待所的服務員、做勤雜活的臨時工也都很親切。他很尊重人，很熱情，所以大家見到他都願意跟他打招呼。他每次一到招待所，工人和服務員都會大聲喊他：“習書記！”就像喊自己的朋友一樣熱情，一點也不拘謹。習書記每次也都是微笑著答應，點頭回應。
採訪組：請談談他對你們通訊組工作的要求和對你們的影響。
高培琦：習書記一來就對通訊組的工作很重視，來后不久就找我們談了一次話。他說：“宣傳部通訊組，應該是縣委和縣政府的耳目和喉舌，是領導的參謀和助手。”
他還說，改革開放是各項工作的核心。以后，你們也要參加縣裡重要的會議，也要經常下鄉調研，及時總結經驗，緊緊圍繞改革開放做工作。每位同志都要頂上事、使上勁、出大力、立大功，推動改革開放各項工作的發展。
那次談話，我們發現習書記思維很清晰，思路很清楚，講話很有深度，提的要求也很明確，很看重我們通訊組的工作。我們下來以后，就嚴格按照習書記的要求開展工作。
以前，正定縣的通訊工作很平淡，循規蹈矩，各方面都很一般，沒什麼特點。習書記鼓勵了我們，讓我們意識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所以干勁就上來了。為了干好工作，我們自己給自己加了很多任務。以我為例，平時我有什麼工作上的事情，經常找習書記去請示匯報，但我又覺得他工作太忙，總去打擾他不太合適。習書記打消了我的顧慮，直接給了我一些“特殊待遇”。他說：“你們的工作很重要。無論什麼時候，隻要工作上有事，就可以找我，別管我多麼忙，我都幫你們解決。”習書記指導我們工作從來沒有嫌麻煩，從來沒有“我現在忙”“顧不上”“等等再說”之類的話，每次都是放下手裡的事，千方百計給我指導、給我解釋、給我說清楚。
因為我們之前的工作一直沒有什麼創新，都是應付差事，所以平時缺乏鍛煉，工作水平離習書記的要求有很大距離。針對這個情況，習書記對我們就不僅限於原則上的要求，還經常提出很多具體的指導。再一個，他來了以后主抓的各項工作，創新的內容都比較多，我們一時無法領會的，也需要他進行具體指導。
寫通訊稿，可不僅僅是文筆好、會遣詞造句就可以的，需要有思想，需要創新的工作態度。習書記有膽識、有謀略、有智慧，在他指導下，我們的通訊報道就好寫多了。加上詳細的調查了解，我們的通訊稿一寫出來就是好文章。這些文章，才是真正從實際當中來的，也真正回答了一些改革當中急需解決的實際問題。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當時對通訊組的工作都有哪些具體指導？你們根據他的指導，又具體做了哪些工作？
高培琦：有一次，習書記和我們通訊組的同志專門開了一個會。他對我們說，當前通訊報道的作用主要有這麼幾個方面：第一，造好輿論，為改革的新生事物撐腰杆。第二，搞好調研，為改革當中發生的問題找答案。第三，總結經驗，使改革中產生的諸多新生事物日趨完善。
我先舉個例子講講“造好輿論，為改革的新生事物撐腰杆”。
當時，我們縣裡有一個油泵油嘴廠，1000多人，是正定縣最大的企業，一度瀕臨倒閉。習書記為了解決這個廠的問題，花費了很多精力和心血。他到無錫市考察期間，從當地一家企業聘請了一位叫邱斌昌的同志到正定來管理這個廠。邱斌昌同志很能干，很有管理才干和業務能力，他把無錫的經驗帶過來，兢兢業業地工作，很快就讓這個廠起死回生了。但這個廠子裡有些人卻不停地鬧事，不斷告狀，反映邱斌昌有各種各樣的問題。我就想把這個事深入調查一下，了解清楚原委。
我之前對邱斌昌並不熟悉，經過了解，知道他原來是無錫某國營工廠的一名經理。習書記把他從無錫聘請到正定來，他告別了家鄉和親人，做出的犧牲很大。這些人一給他鬧事、告狀，給他的壓力很大，他就想打退堂鼓，回無錫老家去。
我們通過調查了解，其實那些人告的狀全都是瞎編的，邱斌昌並沒有任何違紀行為，做人也一直規規矩矩，工作一直兢兢業業。有人告他的狀，原因是他一來正定，就當了這個廠的領導，導致以前管理無方的那些領導下了台，再加上廠子裡排外情緒作怪，就對他進行一些無端的攻擊。
我們根據這個情況，寫了一篇文章《遠來的和尚會念經》，還有一篇通訊《無私的奉獻》。通訊后面還有評論《營造寬鬆環境，當改革靠山》。這些稿子宣傳了邱斌昌同志為正定奉獻、愛崗敬業、作出杰出貢獻的諸多事跡。我們寫好了文章，經過習書記同意，就拿到廠裡去宣傳，同時也在報紙上刊登了。
我們所寫的文章、通訊和評論，明確地表明了縣委和縣政府的態度，讓很多謠言不攻自破，也使對邱斌昌不利的局面一下子扭轉過來了，給他繼續推進廠裡的工作以強有力的支持。這種情況下，邱斌昌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情緒也高了，干得更出色了。后來，縣裡還表彰他，把他評為“優秀企業家”。從那以后，廠裡少數搗亂的人也偃旗息鼓了，工廠不僅生產始終保持正常，也恢復了堂堂的正氣。
按照習書記的要求，我們通訊組第二個方面的工作，就是“搞好調研，為改革開放當中發生的問題找答案”。
在1984年春節前后，縣裡按照上級要求，對村級領導班子進行了一次比較大的調整。經過調整，干部平均年齡下來了，隊伍更為年輕化。但我們的具體做法還是“老中選青”，原來班子裡的這些干部，大多數還是“糧棉干部”，隻會抓農業，對工副業等產業一點經驗都沒有。結果是，全縣調整班子力度倒是挺大，表面上做到了干部年輕化，但工作卻沒有什麼起色，老百姓對此很不滿意。
習書記說：“既然老百姓不滿意，咱們就下去搞搞調查。咱們縣有222個村，看看搞得好的班子是怎麼搞的。做一個比較詳細的調查研究，並搞一個方案出來。總體來說，選干部，不應‘老中選青’，而應‘青中選優’，應該把那些懂技術、有能力的人選上來，讓他們主持工作。”
習書記這個意見，縣裡很認可。后來，經過細致的調研，匯集了各種問題，發現並樹立了一些做得好的典型。根據調研結果，縣裡又搞了一次班子調整，把握的原則是：誰能帶領群眾致富，誰上台。這次調整，使班子成員結構發生了實質性變化，對推動發展發揮了很大作用。
這件事自始至終，我們通訊組不僅參與了調研，而且在第二次班子調整之后又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就叫《“青中選優”》，后來發表在1984年10月18日的《人民日報》上。《人民日報》還配發了評論文章《贊“青中選優”》。
習書記要求通訊組做好的第三個方面的工作，是“總結經驗，使改革中產生的諸多新生事物日趨完善”。這也是極具針對性的。改革有它的生命力，有它的創新優勢，但自然也有它幼稚、不太成熟和不夠完善的地方。逐步在實踐中總結、深化、完善，這就需要我們在不斷遇到的問題當中做好總結工作，時時刻刻端正方向。
我們縣裡在制定經濟發展戰略時，把正定北面、東面、南面三面環石家庄的地理特點充分考慮進去了。經過習書記和其他縣領導討論研究，“半城郊型”經濟就成為我們縣一個工作方向。習書記曾經形象而風趣地說：“根據市民不斷提高的生活方面的需求，給他們提供必要的商品，既為他們服務，又‘掏他們腰包’，這符合正定的實際情況。”
按這個思路搞了以后，效果很好，工副業發展有方向、有目標了，產品也有銷路了。但我們在調查當中，也發現了一些問題，主要是生產總是停留在比較低的層次上，隻生產一些生活上常用的東西，檔次比較低，價格又便宜，所以收入達到一定程度后就總是上不去。我們將這些情況向習書記作了匯報，習書記經過認真思考，深入調研，提出進一步拓寬和發展“半城郊型”經濟，把產品的附加值搞上去，逐漸調整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加大科技含量，使商品生產有了質的飛躍。也正是從習書記主政那個時期，正定的鄉鎮企業才開始把“調結構”作為企業發展的重要動力，這也奠定了今天良好發展的基礎。
習書記來了以后，我們通訊組把握上面這三個要點，扎扎實實開展工作，使正定的通訊報道工作突飛猛進。再加上習書記的人格魅力，記者們也喜歡來採訪他，這樣我們的勁頭就更高了。當時，我們發稿的數量和質量在全省都是第一名。后來發展到什麼程度呢？河北省內的媒體已經不夠我們“折騰”了，我們的稿子經常在大報上發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經濟日報》《中國青年報》《農民日報》等全國性大報紙都發過我們的文章。我統計了一下，習書記在正定那幾年，我們前前后后在大報上發表了30多篇文章。
不是發表文章多就行了，習書記對我們文章的質量要求也很嚴格。特別是那些往大報送的重要稿件，第一時間都會交給他看，請他修改把關。他經常給我們提的一條要求就是：新聞報道稿子裡面，千萬不要說大話、空話，千萬不要炫耀，更不要“王婆賣瓜自賣自夸”。一定要實事求是地來寫這些東西，該怎樣就是怎樣，不要形容，不要粉飾。習書記對這一條要求特別嚴格，卡得比較緊。按他的話說：“不要說‘過頭話’，‘沽名釣譽’要不得。”再一個，他還要求有關數字一定要核實准確，錯誤的和虛假的東西絕對不能出現。
后來，我們因為通訊報道長期在全省領先，被評為河北省、石家庄市的通訊報道先進縣，得到上級領導充分肯定。在我們縣裡，習書記還親自獎勵我，授予我“縣委書記縣長特別獎”。
雖然一年到頭很緊張、很累，但我們在工作和奉獻中得到成就感、得到樂趣，心裡就一點兒也不覺得累，反而感到很充實。這也是我在習書記那裡學到的一種品質。
採訪組：據了解，你們當時作為縣委宣傳部通訊組的工作人員，每逢報社記者下來採訪，都要作為“東家”配合其工作。當時，習近平同志對你們接待記者的工作有什麼要求？
高培琦：接待記者，首先是配合他們的採訪工作，其次是解決他們住和吃的問題。我們是本地人，對正定的實情比較了解，配合他們的採訪工作不成問題。住的話，記者來了就隻能住在縣招待所，那時候沒有什麼酒店、賓館，也沒有別的地方可住。吃飯的問題，這在當時還是有一點兒麻煩的。因為隨著正定的名氣越來越大，來的記者越來越多。
習書記來正定之前，正定哪有這麼大的名氣？來的記者自然也不多。習書記領導正定人民做的幾件大事，效果好、有深度、影響大，引起了大家的廣泛關注，新聞媒體紛至沓來，應接不暇。特別是《正定翻身記》刊登出來以后，各級報紙都來採訪，像新華社、《人民日報》都來過多次，《河北日報》《建設日報》還有很多其他報紙的記者更是經常來。
這種情況下，對記者招待這一塊，就成了縣裡的一個問題。按規定，縣裡是不允許用公款招待客人的。后來，記者來得多了，吃飯問題就越來越多地表現出來。人家來採訪，來做工作，中午得吃飯，難道還讓人家自己去找飯吃？這個問題反映給習書記之后，他就和大家商議，重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