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必須建筑在自力更生之上

　　《自力更生，克服困難》是1939年5月7日朱德同彭德懷等八路軍領導給各兵團首長發出的電報，收錄在《朱德軍事文選》中。這篇重要文獻概括了全民族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八路軍在華北抗日前線所面臨的嚴峻形勢，強調了打破侵華日軍的封鎖和國民黨頑固派的限制必須建筑在自力更生之上，對我們今天科學應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的新情況新問題仍有啟示意義。

　　“支持華北長期抗戰，部隊日益發展”

　　1938年10月，全民族抗戰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后，各方政策有了新的變化。日本侵略者在堅持滅亡中國的總方針下調整了侵華策略，逐漸將日軍主要兵力用於打擊敵后戰場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對國民黨政府轉變為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並在佔領區加緊扶植傀儡政權，建立和發展漢奸組織。與此同時，國民黨統治集團內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動日益嚴重。以汪精衛為代表的國民黨親日派，在1938年12月公開投降。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親英美派集團，雖然繼續抗日，但態度日趨消極，反共傾向明顯增長。1939年1月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確定了“溶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針，將政策重點逐漸從對外轉向對內，實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受此影響，各地的反共摩擦活動日趨嚴重，全國團結抗戰的局面出現新的危機。

　　此時，身處華北抗日前線的八路軍，在抗擊日軍的同時，還要對付國民黨頑固派軍隊不斷制造的“摩擦”，形勢十分嚴峻。面對新階段新情況，1939年5月7日，朱德同彭德懷等八路軍領導給各兵團首長發出電報，提出要自力更生，克服困難，支持華北長期抗戰。

　　根據1938年9月至11月召開的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確定的“鞏固華北、發展華中”的戰略部署，朱德領導的八路軍在華北依靠廣大群眾，尋覓戰機，不斷消滅敵人、壯大自己。他們利用山區有利地形，堅持山地游擊戰爭﹔軍民還一起破壞鐵路、公路交通，發展平原游擊戰爭﹔部隊還同群眾相結合，到各地摸清日軍行動規律，集中優勢兵力，出其不意地進行伏擊殲滅戰。

　　雖然拓展並堅守住了華北抗日根據地，但也遭受到極為嚴重的困難。對於這些困難，朱德指出主要來自於兩個方面，即外部的敵人、內部的頑固分子和“中央政府”。“敵人對我經濟封鎖與軍事的破壞”，造成了“平原富源地帶城市之失掉”。頑固分子和“中央政府”則採取各種手段對我軍進行阻撓、限制。這種阻撓和限制主要表現在：第一，“呈請改師為軍、增加經費至現在無著落”。第二，“呈蔣批，以我軍不聽指揮為借口，過去原有之經費亦將完全停止發給”。第三，“屢電取消邊區銀行，並責以影響法幣跌價”。第四，“蔣為限制與排斥我蘇魯皖豫之各軍（蔣密電朱、彭調往北寧路作戰），威脅我方，不合理地解決河北問題以及交出其他已得之地方抗日政權，可能停止原定之四萬五千人經費”。這些阻撓和限制，不但讓抗日根據地“財政經濟受各種限制，增加困難，且彈藥供給亦異常困難”，“尤其經費一項異常困難”。

　　“一切必須建筑在自力更生，不依賴國民黨政府的接濟上”

　　面對當時的艱難局面，朱德指出，必須要“使共產黨力量的不平衡逐漸走向平衡”。這“不但是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重要步驟，而且是打擊資產階級現在和將來獨裁的思想”。要做到這一點，“一切必須建筑在自力更生，不依賴國民黨政府的接濟上”。為此，一是要“堅決與敵人經濟封鎖作斗爭”，二是要“打破國民黨物質限制我軍發展的陰謀”。

　　朱德進一步解釋了必須這樣做的原因，認為這是國共雙方不同的階級立場所導致的。在抗日戰爭時期，存在著兩個關系中華民族命運的矛盾。一個是民族矛盾，關系到中國存亡的問題﹔一個是階級矛盾，關系到能否將全民族抗戰堅持到底並在戰后建設新中國的問題。這兩個矛盾是緊密地互相聯系的。我們黨認為，在全民族抗戰時期，民族矛盾是第一位的，階級矛盾必須服從民族矛盾，但不能否認階級矛盾的存在，必須以階級斗爭促進民族斗爭。因此，朱德指出，“在民族統一戰線中，無產階級的任務是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爭取民主共和國的實現和社會主義的前途”。“資產階級相反，企圖保持在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裁及勝敵以后的獨裁和資本主義的前途。這是限共、溶共的基本出發點”。在這樣的情況下，國民黨的主要領導人開始推行反共政策，使國內的階級矛盾日趨尖銳。

　　“堅持統一戰線的原則下克服物質困難”

　　為解決華北抗日根據地面臨的這些問題，朱德在堅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的“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既統一，又獨立”方針的前提下，提出要在“堅持統一戰線的原則下克服物質困難”。

　　他提出了七條具體意見，分別從生產、制度、統一戰線和組織保障等方面作了安排部署。在生產方面，朱德響應毛澤東1939年2月在延安生產動員大會上對陝甘寧邊區軍民“自己動手，生產自給”的號召以及部隊在不妨礙作戰的條件下參加生產運動的要求，提出了要“努力發展生產運動（包括農業及手工業和營業），多種瓜菜、糧食、自做鞋襪、手巾、布匹、縫衣”。他特別注意機關干部的以身作則，提出“機關人員應大大動員並有計劃地營業，統制公私貿易”。朱德還重點對軍工生產提出了要求。他根據斗爭需要，提出晉東南、五台山、山東要“有計劃地建設軍事工業”。針對資源緊缺、技術不足的現實，他給出了“收集彈殼，自造子彈、手榴彈及注意收集購買上述機器、銅鐵及其他原料，求得仿造輕機關槍”的要求，並且強調“質量必須精確”。在制度方面，朱德將“改善貧苦人民生活”作為重要原則，在這個原則之下“整理一切必要的地方稅收及田賦制度”，以增加根據地的財政收入。針對根據地存在的“貪污浪費、吃空缺、以少報多的犯法現象”，朱德吸收了黨在長期實踐中培育並堅持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注意到制度建設在保証黨的作風建設中的重要作用，提出要“嚴格建立預算、決算制度”，以克服這些犯法現象。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朱德堅決貫徹落實黨的堅持抗戰、團結、進步的統一戰線方針，鞏固並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他指出，一方面要“加強敵佔領區（交通線城市）偽組織中的工作，爭取物質幫助來源”，另一方面要在自願的原則下，爭取群眾團體對抗日的支持。朱德特別強調，“上述各節是我軍的戰斗任務之一，必須具體計劃，督促執行”。為此，他提出區域與總部兩級督促機制，“以軍事戰略意義劃分的區域，建立專門委員會，研究、指導、監督執行上述任務”，同時，八路軍總部、中共中央北方局“擬在晉東南組織華北一個總的財政經濟委員會，並指導與調節各區財政經濟”。

　　朱德的這份電報，是對黨的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精神的貫徹落實，是對華北抗日根據地嚴峻復雜局勢的分析、判斷以及應對，也是對即將到來的更加嚴重的困難的預判，為鞏固抗日民主根據地做出了必要的准備。在全民族抗戰相持階段的前兩年時間內，八路軍在華北敵后戰場牽制和抗擊了大量侵華日軍，敵后游擊戰爭逐步擴大，人民抗日力量在戰斗中成長壯大起來。到1940年底，共產黨領導的武裝部隊發展到50萬人，還有大量的地方武裝和民兵，並且在華北等地創建了16塊抗日民主根據地，在全民族抗戰中發揮著日益重大的作用。

　　“自力更生，克服困難”的思想，不僅是戰爭年代的生存智慧，更是任何時代個人與民族面對挑戰時的積極態度。其價值不在於具體方法的復制，而在於那種“在壓力下奮起，在限制中創造”的思維方式的傳承。無論時代如何變遷，能夠堅持自力更生、勇於克服困難的個人與民族，終將在歷史的考驗中贏得主動與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