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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中国成立后，母亲被中共青岛市委分配到山东大学文史系任教授，讲授美国史和世界史，同时还担任几种社会职务。那时的她，短发，有时浅蓝色的竹布大褂，有时灰色的制服，脚上则是一双布鞋。如果不是鼻子上架着的一副金丝边眼镜，很少人能把她与老解放区来的干部区分开。
母亲生活朴素，从不吸烟，虽有酒量，但除了偶尔小酌外，从不豪饮。她平易近人，很快就与师生们打成了一片。
在青岛的几年，母亲几乎全部身心都扑在了美国史的研究和写作上。每晚醒来，我们姐妹都能看到从父母卧室门缝里流淌出来的灯光。后来，母亲又怀了孕，妊娠反应特别厉害，经常呕吐，但她仍然伏在书桌，将书立在面前，继续工作。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国内对美国史的研究有了强烈的现实需求。母亲的专著《美国简明史》随即应运而出。那年的初秋，弟弟汝谐——一个健硕的胖小子出生了。
虽然母亲深知母乳对幼儿发育的重要性，但是为了修改第一本精心撰写的专著，她只能忍心割舍，给刚刚出生的弟弟请了奶妈。弟弟10个月大时，为了修改《美国简明史》初稿， 母亲又一次毅然决定，独自调到北京，在中央人民出版社任编审。
母亲首先要完成出版社的审稿工作，然后才能修改《美国简明史》，她主动提出，编审之外修改书稿时间一律记录在案，扣发工资。
当时，母亲没有助手，更没有学生，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甚至连写家信的时间都没有。我想，母亲自从与美国史结缘，就把全部心血凝聚于此，那就是她亲自孕育、生产的一个又一个的孩子啊。
一年后，我和姐姐先一步到北京来上学，父亲因为工作需要，带着弟弟在青岛又过了一年。这期间，家里最可怕的一件事发生了：弟弟不幸感染脑膜炎，病情危急。接到加急电报，母亲急忙定了赶回青岛的火车票。临行前，她在窗下匆忙地缝着一条要穿长裤的扣子，双手颤抖。她说：“怎么办呀，去晚了可能就看不见他了。”但是母亲没有落泪，方寸不乱。她安排好了我和姐姐的生活，奔赴青岛。
幸好，医生为弟弟抽了脊髓，动了手术，再加上母亲的精心呵护，他的命最终保住且恢复得很好，没留下后遗症。同期患病的一百多个孩子中，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幸存者之一。
1953年，《美国简明史》出版。出版社支付了数千元稿费，母亲全部交了党费。专著一出版，母亲就更忙了，她不但要撰写第二本书《美国早期发展史》，还要不断地参加各种活动。
现在回想起来，很可能因为不是工农家庭出身，又是从美国留学回来，所以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历次政治运动，母亲都被视为“右倾”“白专”，不断进行思想检查。她无法埋头专心做学问，反而要用珍贵的时间去进行“脱胎换骨”。她参加过广西的土改，调查过肃反对象的历史问题，做过多种宣传员、文化教员，还被下放到周口店农村劳动。
那时的母亲，只有当夜幕降临，才能沉浸在心爱的美国史研究中去。无论什么地方，无论什么任务，她都会随身携带一些书籍和资料，有一次甚至还带上了法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哪怕只有几分钟，哪怕只有一两片纸，只要有空，她就会看上一眼。
20世纪50年代初，政治气氛还算平稳，我们家也比较欢快。父亲带弟弟来京的那个新年，我们还开了一个家庭晚会。父亲吹笛子，表演杂技：他能把鸡毛掸子立在额头上，来回走动而保持掸子不掉。母亲大声地唱“同学们大家起来，肩负起天下的兴亡”“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姐姐打起腰鼓，家中一片欢腾。
那时，父亲在马列学院（现在的中央党校）进修，只有周末才能赶回家。一家人最快乐的时光，就是星期日去公园。
1956年初，周恩来总理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母亲鼓励我和姐姐动手做些科学实验，看见我们没有行动，她竟然自己身体力行，做出了一个矿石收音机，还剪了一支彩色的纸蝴蝶贴在上面，取名为“蝴蝶牌”。当我和姐姐听到“蝴蝶”里传出的美妙广播，既惊喜又惭愧。
1957年“反右”之后，家庭和社会气氛日渐凝重。父母看见一些大学生被划成“右派”，警告我说：“你幸亏晚生了两年，不然也很危险！”他们带我去看了很多大字报，这是我经历的第一次政治运动。那时，母亲的第二本专著《美国早期发展史》出版，她成为党内卓有建树的专家，但是也不断受到“白专”“成名成家”思想的质疑和批判。
1958年，母亲被下放到周口店劳动。暑假我坐长途汽车去探望她，那里的生活艰苦，吃的是掺了糠的麸子面窝头，住的是草房泥铺，蚊子跳蚤让人难以安睡。
母亲白天要参加劳动，赶着小毛驴，在菜园子里除草、浇水。看到此情此景，我不禁流下了眼泪。但她却说：“一个共产党员，就应该与老百姓同甘共苦。他们祖祖辈辈都在这里生活，我来这里短期锻炼，这算什么苦呢。”
母亲的小屋很简陋，唯一的一张小炕桌上，整整齐齐地码放着书本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