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海一省份某厅局负责人因不堪忍受会议过多,让人统计涉及厅局相关工作全年的开会数量,结果令人震惊:1068个,平均每天近三个!而且,这个厅局还不是所谓的“最重要部门”,否则,估计开会数量还得“涨”(2月20日新华网)。
虽然中央三令五申,但“以文件贯彻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仍然成了“中国特色”。年初是名目繁多的任务计划会、远景规划会,年中是灯红酒绿的代表会、协商会、检查监督会、交流培训会,年尾则是觥筹交错的评比会、庆功会、表彰会……一边会议过多过滥,文山会海；而另一边却是,不少会议假大空,上面念秘书的稿子,下面编会议的“段子”:会上“开始是套话,中间是假话,然后是废话”；“上面的得意满足,下面的等待结束。上面的嗷嗷乱叫,下面的昏昏睡觉。上面的观察反应,下面的毫无表情。”结果是空谈误国。
不可否认,自从人类进入有组织的社会以来,会议就是人们解决问题的一种重要形式。通过会议可以搜集信息、发现问题、表达意见、交流协商、斗争辩论、凝聚共识、形成决定,有时候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问题。当前国家处于战略机遇期、发展关键期,也是矛盾多发期,常规事务也多,突发情况多,自然会议多可以理解。在一定程度上说,会议和文件是必要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会议的规模、次数如何规范?同一件事层层开会、重复开会、层层发文、重复发文,有无必要?在通讯发达的现代社会,一个文件甚至在一秒钟之内便可以传达到最偏远的地方,但现实中却硬是要一层层开会、一层层报告、一层层传达,一个周期下来,哪怕是天子脚下的北京,从西城区传达到延庆县也少则三两天,多则个把周。文件还在路上旅游,基层早已对内容滚瓜烂熟,但没有见到打印出来的“红头儿”,就是不能执行。不仅耽误事,而且还费时费力、劳民伤财。
实际上,在现代社会,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法律制度都早有明文规定；绝大部分工作,也都有法律规定、有国家标准、有办事流程。但为什么还要文山会海、磕磕绊绊地吃力不讨好呢?答案很简单:上级喜欢、习惯使然!文件传达得再好、落实得再得力,如果不开会、不发文,就会在考核、检查、验收等台面上或台面下的环节被视为不重视,被点名、被扣分。上有所好、下敢不从焉?所以,虽然早在解放前毛主席就强调“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中央今天也一再要求精兵简政、轻车简从、务实高效、反对官僚主义,提倡清新政风,但总是达不到应有的效果。会议不再仅仅是凝聚共识、决策讨论的需要,而成了重不重视某些工作,给不给某个领导面子的“重大”问题。在某些地方,频繁开会成了某些干部树立官威、敛权耍横、推卸责任的权谋秘诀。
因为,在不少地方和部门,管它宪法、法律、基本法,领导看法才是“法”,而且是“根本法”。这从小的方面看,是官僚主义�
